这让我继续想下去。在我国历史上，名人雅士、文人骚客多多，但因历史的原因，他们更多地活动于北方，却为何在杭州西湖这个南方“旮旯”处，留下如此多的足迹？显然，这不决定于古人留下足迹的多少，而是决定于后人对这些历史足迹的态度。西湖的后人们喜好保“留”古人的足迹，才会有历史上短则几年，长则几十年对西湖的不断疏浚，最终成就了后来西湖的名气与美。换句话说，西湖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个泻湖，如果没有西湖后人们的坚持开拓，恐早已堰塞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而这种开拓的动力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“留”住古人的足迹。

顺着这个思路，又一个问题值得思索。为何历朝历代累积下来的古人踪迹，会被西湖所保留，而在其它地方特别是我国北方较少被保存。特别是，西湖的这些古人中，不少仅在杭州西湖短暂工作或居住过，或仅是路过，或不过是传说（如伍子胥、武松），为何会在西湖被“留”下来，被记忆、被流传？也许，这主要与“文化人格”有关。南方人细致、“自卑”，需要“傍名人”，会关注或甚至挖掘历史名人，以体现家族或一方家园的荣光，一代代的累积，导致了文化积淀，保留下了与本地有关的或相对有关的各种历史足迹；北方人豪放、“自傲”，喜做“山大王”，会忽视或甚至贬抑历史人物，以实现自己做名人或甚至自己做皇帝，一代代的颠覆，导致了历史足迹的湮没，保留下的也往往是自己、家族或某个圈子的部分足迹。

推而广之，西湖留住了古人，古人繁荣了西湖，这个现象似乎同样适用于学派、社团、民族与国家等各种社会组织。以学派为例，如果不能像西湖那样包容“古人”，派系内成员必会忙于当前的扎小圈子、争山大王，就会投机盛行、抄袭成风，就会抹杀历史、屏蔽他人。这种风气一成，除了部分人会有一时的所得，学派本身就难以成为“西湖”，就会像千千万万个历史上早已湮没的“西湖”，也很快没落消失。社团、民族与国家的道理也一样。

谈到这里，还想说一说名人效应。宋代苏东波的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；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（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）”，给西湖以雨时景色的美好想象，使得西湖印象在后人心目中变得越来越美。但近日也有人注意到，明代唐宜久有一文：“昔人以西湖比西子，人皆知其为誉西子也。而西湖之病，则寓乎其间乎?可见古人比类之工，寓讽之隐：不言西湖无有丈夫气，但借其声称以誉天下之殊色，而人自不察耳(明小品三百篇)”，在这里，唐氏注意到的是西湖缺乏大丈夫气概。关于苏东波与唐宜久对西湖的描述或感受不同，其实后人很少去追究谁更真实，更准确。但西湖显然选择了苏东波，选择美文，反过来自然也提升了名人效应。如果西湖选择这位唐宜久，如果唐氏的名人效应超过苏轼，则西湖留给后人的印象就会不同，西湖在历史上恐怕早就不存在了。